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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如一颗恒星，有一种永存的“引力”，专访钱学森之子钱永刚

202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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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是钱学森的故乡。

钱学森晚年的卧室里，挂着一幅民国画家姜丹书所画的国画《西湖一角》，他以此怀念儿时常去的西湖，希望家乡的人民把西湖建设得更好。

昨晚，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来到杭州，接受橙柿互动的专访，带我们回忆钱学森在“两弹一星”元勋、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的身份之外，一个父亲的故事。

钱永刚说：“父亲如一颗恒星，有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这就是他的学识、他的风范、他的思想、他的精神。我会继续在他的‘引力场’中前行。”

多年来，钱学森精神也激励着一代代中国科学家不断开拓前进、勇毅前行。

今年，是钱学森诞辰110周年，以此致敬钱老。

从未把自己当成很有名的人

1955年，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钱学森一家终于启程，回到了祖国。

当年，钱永刚才7岁，还不能深刻明白回国的重大意义。他只知道，“父亲带我去的地方，一定很好、很美。”

长大后，直到钱永刚重读父亲的生平故事，回首探寻那段历史才知道，原来一个人回国，需要经历那么多的艰辛。

钱学森的归国路有多艰难？

钱学森35岁那年，被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非法拘留。被保释出狱后，又经历了长达5年的软禁生涯。

1955年，钱学森将一封信辗转寄回祖国。他在信中写道：“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钱永刚印象里的父亲，一生低调，从未把自己当成是很有名的人。“父亲沿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从不向晚辈吹嘘自己的光辉事迹。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无论获得过多少奖项和勋章，都已经过去了，不必多言。”

不一定要考满分

有一次，上初中的钱永刚被班主任叫去办公室训话，原因是没有考满分，“成绩册上有4个4分”。

回家后，钱永刚噘着嘴，有点不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啊？”钱学森问他。

“被老师叫去训话了。”钱永刚回答。

“又犯什么错了？”钱学森一听，有些紧张起来。

“没犯错。成绩册上有4个4分，老师让我消灭4分。”钱永刚接着说，“爸，消灭4分，我不是做不到，但这得让我少看多少课外书啊。”钱学森听后，一句话也没说，“嘿嘿”一笑，转身就走了。

经过半个学期的努力，钱永刚消灭了4分，全拿了5分。回家后，没想到钱学森来了一句，“我看有两个4分，也很好。”

在钱永刚看来，父亲这种“大家”，有很强的包容性，并不像一般的老师，要求学生都要考100分。

钱永刚很佩服父亲，从父亲身上，他学到一个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明白，精力是有限的。一定要敢“舍”，不敢舍，便没有得。

钱学森希望儿子能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看课外书上，且不要问看这本书有什么用。在他看来，看书是满足人的好奇心的，只有看了大量的书，有了知识积累，看待事物才会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上班8小时之外的时间，都用来看书

钱学森的上班时间，永远不超过8个小时，从来不加夜班，那是他工作效率高，总能在8小时内把事情做完。

一下班，钱学森就会交代秘书：电话放在你的屋子里，如果没有紧急情况，不要叫我接电话。

8小时之外的时间，钱学森都花在什么地方？

留给自己。

晚饭后，钱学森常常“闭门不出”，独自在书房阅读，生活极其规律。

在钱永刚的印象里，父亲的身子骨一直很硬朗，这大概也是跟他早年规律工作、严格控制作息有关。

“到了晚上，他是一定要看书的，要给自己充电。”钱永刚说，这是父亲雷打不动的事。

钱学森把看书这件事看得很重要，以至于钱永刚和妹妹都不敢在晚饭后找父亲玩儿。因为妈妈蒋英会拦着，“别找你爸，他忙着呢。”

钱学森常说，小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要尽可能地多看书。他对读书的“爱”，在钱永刚看来，是贯穿生命始终的。

小时候，钱永刚总觉得父亲对他的教育很宽松，长大后才知道，其实别有深意。“父亲让我知道，考满分并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所以，我现在也时常对年轻人说，要把自己的未来规划得远一点，不要认为考上重点大学就是学习的终极目标，除了上大学，机会多的是。”

现在，钱永刚仍然坚持阅读大量的课外书，他认为，自己对事物的见解、判断和长远的眼光，都是来自于看过的课外书。

在钱永刚的印象里，“父亲基本不管我”，钱学森对他的教育，没有很多“言传”，更多的是“身教”。

“小时候，妹妹和我抱怨，为什么我要零花钱，母亲都会直接给我。她要零花钱，母亲都会仔细询问她拿去做什么。因为她知道，我拿零花钱都是去买课外书的。”钱永刚说，“我爱看书的习惯，也都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读书，也成了钱学森一家的“家风”，家庭带给钱永刚最大的影响，就是对书的热爱。

钱学森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且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早在高中一年级，他就读了和“相对论”相关的书。在交通大学念书时，又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父亲和母亲很重视培养我的读书爱好。1955年回国时，尽管行李很多，父母还是给我和妹妹带了不少图书，尤其是科普读物。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钱永刚说，“现在只要有喜欢的书，不管有用没用，都会买回来读，这对我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钱学森认为，作为一个读书人，要用自己的本事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服务。

这也是钱永刚很佩服父亲的一点，“他永远在追求的路上，即使成了大名，探索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止，他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

多才多艺，看得远

在钱永刚的印象里，父亲多才多艺，且眼界宽，看得远。

钱永刚说，父亲曾经多次提出，科技创新人才要具备两个能力：一个是形象思维的能力，一个是逻辑思维的能力。

这两种能力，都需要后天的培养。

钱学森上中学时，父亲让他学理科，但在寒暑假，又让他学画画、乐器、书法。

钱学森精通国画，在杭州养病的那一年，父亲请了一位画家教他画国画，他很快就掌握了国画技巧。大学临近毕业时，钱学森所在的1934级级徽，以及校友通讯录封面，都是他设计的。

钱永刚说，父亲在晚年时，关注的范围更宽广，更深，不仅涉猎音乐、绘画、电影、文学，也研究生命科学、技术美学、现代农业。 

钱学森有一只用了几十年的公文包，四周都已经开了线，包的提手倒是换过新的，但是包一直没换过。

秘书看着这只包用得这么旧，也曾劝他换个包，“你回国后多次参会，人家都送你公文包，质量不比这个差，能装的东西也多。这个包是不是应该换了？”

“开了线，找个裁缝缝上就行了，包还能用。”钱学森不为所动。

如今，这只跟着钱学森走过几十年风雨的公文包，被陈列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里。

这个包可了不得，曾装过许多国家科学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重要资料和文件，是中国航天事业腾飞的见证者。

钱永刚说，家里有个规矩，放在父亲书房里的这只公文包，除了父亲本人，任何人都是不能动的，就连母亲也没看过包里的东西。

“父亲始终严格遵守国家的保密规定，从不向家人透露哪个航天科研项目是他做的，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连父亲在做什么都不清楚。”

钱学森经常出差，到哪里去，去多长时间，钱永刚和母亲都不知道，有时几个月都找不到人。回家时，他又常常穿着厚厚的大皮袄、大皮靴，“活像在画册中看到的爱斯基摩人”。

年轻时的钱永刚只知道，父亲是一个研究飞行器的科学家，“具体在做什么，别说是我，就连母亲也不清楚”。

“那时的保密制度非常严格，就连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有时也把我父亲和钱三强的工作弄混。父亲做解释，她哈哈大笑说：‘都怪恩来，从来不告诉我，你们具体是干什么的，我才会弄混。’”

钱学森回国20多年后，钱永刚才知道，父亲那时是为了研制导弹和卫星奔走于北国大漠、西域荒原。“那时候，国家的财力物力匮乏，那么点钱，要做那么大的事，许多试验都必须做到一次成功，因而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得很周到、很细致。”

为什么后人这么敬重“两弹一星”？

钱永刚说，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远远不能和现在比，那些重大的成果，完全是他们凭着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奉献“拼”出来的。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1956年6月，钱学森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访苏。

到苏联后，他到当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做了好几场讲演。回国后，钱学森主动把在苏联获得的丰厚讲演费、咨询费，全部捐给了国家。

钱学森常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1957年1月，父亲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一等奖，有一万元奖金。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

钱学森拿到钱后，立刻响应号召，购买了当时国家发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公债。

1961年，公债到期，连本带息一共有11500元。公债取出后，钱学森又把钱捐给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让学校购买急需的教学设备。

那一年，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设了《火箭技术概论》课程，他向学生提出要求：凡是上课的人，必须准备一把计算尺，以方便计算。

让他没想到的是，下一次上课时，全班竟然有三分之二的同学因为没有钱，买不起计算尺。

为此，钱学森专门让学校用其部分捐款，给学生们买了尺子。

1961年12月25日，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专门给钱学森写了一封感谢信：

最近您慷慨赠款11500元，我们给同学买了计算尺，不仅帮助许多同学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并给同学精神上以很大的鼓舞，我们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10多年前，钱永刚找到了当年拿到计算尺的两位同学，其中一位是当时的班长。后来，这位班长留校任教，连续18年讲授《火箭技术概论》。

如今，这位班长的计算尺，也陈列在钱学森图书馆。

我不是天才

钱永刚回忆，有一次，父亲在翻看介绍自己生平的图书时，转头对他说：这些书都在说我这个好那个好、这个行那个行，对人没有启发性。我不是天才，要说说我为什么能取得那些成就，要说说里头的道理和规律性。

钱学森为什么能取得那些成就？

钱永刚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父亲善于用系统科学的理论观察和分析问题。

中国科学家的浪漫

钱学森和妻子蒋英青梅竹马，一位是科学家，一位是艺术家。

1947年七月初七，两人在上海完婚。多年来，两个人虽然聚少离多，但彼此有着相同的原则和默契。

去美国留学前，钱学森专程去蒋家辞行。蒋英知道钱学森很喜欢音乐，就弹琴为他送行，钱学森便和着琴声拍手，颇为浪漫。

钱学森是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中国地区）获得者，2002年，霍英东希望给钱学森颁奖，通过钱学森的秘书转告他的请求，“我知道您已卧床，是否可请夫人代您领奖？”

出发时，蒋英告别钱学森：“我领来的钱归我，奖给你。”

钱学森微微一笑，说道：“这个好，‘钱’归你，‘蒋’归我。”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句浪漫到无以复加的情话。

钱学森精神，激励着我们勇攀高峰

1982年，钱学森退出一线。那一年，他71岁，“腰有些弯了，手也不那么有力”。

也是在那一年，钱永刚意识到，父子俩“大手牵小手”的画面，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但他很快又感到，父亲仍然在“牵”着他前行，不是用手，而是用他的行为、他的精神。

钱永刚说，父亲“退而不休”，他身上那股科学家富于探索的热情更加高涨、更加炽烈，甚至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

对钱永刚来说，在过去，父亲是一棵大树、一座山。现在，父亲又如一颗恒星，有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那是他的学识、风范、思想和精神。

“我会继续在他的‘引力场’中前行。”钱永刚说。

钱永刚在钱学森图书馆做志愿解说员时，总会带着参观的人一起朗读这样一句话：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这句话，是钱学森在1955年回国的游轮上说的。

中国一代代的科学家，又何尝不是在钱学森的“引力场”中前行？他淡泊名利、刻苦钻研、勇攀高峰的科学家精神和强烈的家国情怀，给予我们勇气，勇攀高峰。

信息来源：橙柿互动·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