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丨《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第十七集 西安事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月20日,党中央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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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1936年12月13日的美国《纽约时报》,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蒋介石将军已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全世界闻讯之余,皆为之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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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他们为什么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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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1年,被蒋介石囚禁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在摄像机前说出当年的想法。“我反对内战,不愿意打内战,我一向讲对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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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军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4个月零18天就侵占了整个东三省。张学良和东北军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没有抵抗就退入山海关内。1935年,张学良和东北军被派到西北和十七路军一起“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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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中共中央向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双方结束敌对状态。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意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起形成“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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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10月到12月,张学良数次面见或写信给蒋介石,反对继续“进剿”红军,遭到蒋介石拒绝,两人为此多次发生争辩。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否则就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调离陕甘,由中央军接替“剿共”。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均遭蒋介石斥责。张学良、杨虎城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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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在如何对待事变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主张。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主张讨伐,调动军队准备进攻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主张和平解决,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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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这是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化名李毅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教“高见”的电报译稿。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告,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北进。”

中共中央经过紧急磋商后统一了意见,决定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抛却一党之利,制定和平解决方针,应张学良邀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亲赴西安协助解决一触即发的内战危机。

12月17日至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多次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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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一到南京立即被蒋介石扣留。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及时解决了一系列棘手问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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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双方达成合作协议。8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相继开赴抗日前线。


信息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