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形成于1926年的农村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它用一组细致详实的数据，记录下湖南一位普通佃农的真实生存状况：“支出：盐三元一角二分，灯油八角四分，牛力九元八角二分四厘……收入：十五亩共获六十石，交租四十二石。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且需绝无灾害、疾病，“全无休息”。

这份报告，来自毛泽东的一手调查。

在报告的结尾，毛泽东这样写道，“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

毛泽东为什么会如此细致地去研究一位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此时的他，又在思考着怎样的时代命题呢？

那时的中国，恰如“百舸争流”的竞技场。国民革命席卷南方，同北方的军阀统治遥相对峙。站在滔滔北去的湘江边，毛泽东不禁感慨，“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就在这一时期，“农民”二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的文章论述中。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开篇第一句，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强调，“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20世纪20年代，随着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由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1926年6月，农民协会已遍及全国17个省、200多个县，会员达915万多人。这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恐慌，他们攻击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说农民运动“糟得很”。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出现了激烈争论，不知该对农民运动持什么样的态度。

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民运动究竟发展得怎么样。

1927年1月4日，这位身着一袭蓝布长衫，脚穿草鞋的青年人，动身前往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以湘潭为起点，开启考察之旅。

毛泽东发现，此时的情形与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祠堂成了农民协会的会址，农民协会组织农民修塘、修坝、禁烟、办农民夜校；

过去神庙里的游民，现在有的参加了农民协会，有的在劳动；

妇女也可以进祠堂开会了；

赌钱打牌和鸦片烟都被禁止了。

整整32天，毛泽东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走过700多公里的乡村道路。

这里是武汉的都府堤41号。考察结束后，毛泽东就居住于此。妻子杨开慧也从长沙过来了。在这里，她协助毛泽东整理文件、抄写材料、接待客人。毛泽东则一气呵成，写完了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著名的报告中，毛泽东列举了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做的十四件大事，他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民运动实际上“好得很”，农民是“革命先锋”。

距都府堤41号不远，就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初春，在这个旨在培养农村革命人才的课堂中，汇聚了来自大江南北的几百个被蔑称“泥腿子”的农会干部和一群青年学子。讲台上，毛泽东向学员系统讲授这次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内容。

这一年的秋天，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农讲所里的师生们也纷纷奔赴广阔的农村，成为中国共产党掀起土地革命风暴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