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市科学技术协会

事情要从 1999 年说起。

那一年，27 岁的 Al Lupiano 确诊了良性脑部肿瘤。然而 Lupiano 的不幸还没有结束。22 年后的 2021 年，他的妻子 Michele 的左脑里也长了一颗良性的听神经瘤。巧的是在同日，他的妹妹 Angela 也被查出了一颗恶性肿瘤——胶质母细胞瘤，并在一年后去世。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三人都曾在新泽西州的同一所高中 Colonia High School 上学。Lupiano 感到事有蹊跷，因此在脸书和当地新闻网站上联络了校友，询问他们是否也有类似的疾病。

他惊奇地发现，过去的高中同学里有不少人也患上了脑瘤。在他掌握的名单里，有 127 人患有脑部肿瘤。在过去的 30 年里，有 1.5 万人从该校毕业，其中大部分患者的毕业年份是在 1975 至 2000 年之间。他们所患的脑部肿瘤包括胶质母细胞瘤、听神经瘤、脊髓血管网状细胞瘤、脑膜瘤。

比如，Jason Wisinski 的妻子和小姨子也在这所高中上学，并且都死于恶性脑部肿瘤。

在接受采访时 Lupiano 说：“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了。”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集体患癌”。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解释，癌症集群指的是在一段时间内人群中特定癌症的患病率超过预期的情况。

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后，这个消息在美国引起了轰动。TikTok 上的一则相关视频在短短 24 小时里就获得了 220 万点击量。

新闻引爆后，对此感到震惊的并不只有外行。新泽西州神经肿瘤学家 Sumul Raval 表示：“这个情况非同寻常。”他认为有必要立刻进行调查。

当地政府也对这件事非常重视，该市市长 John McCormac 曾对媒体表示：“可能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我市居民有权知道会否存在危险。”

虽然逾百人患癌的事件并不多见，但流行病学史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集群案例，其中不少推进了人类对医学的认识。

比如，18 世纪伦敦扫烟囱的就常常罹患阴囊癌。20 世纪用放射性元素镭绘制手表表盘的女工就常出现骨肉瘤。而通过间皮瘤集群，人类才意识到，常被当作建筑材料和做成中学化学实验器材——石棉网的石棉是致癌物。而阴道透明细胞癌则是孕期接触雌激素药物己烯雌酚导致的。

1988 年，研究者 L J Kinlen 还发现白血病也存在集群现象。他注意到，白血病的集群常发生在一些之前孤立，但后来突然接收了大量新人口的地区。据此他提出了人口混合假说（Population Mixing Hypothesis）。后来，英国、美国、香港、加拿大、克罗地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陆续为这一假说提供了支持。

话虽如此，癌症集群调查很少能找到明确的致癌物。

根据 2012 年发表在《毒理学评论》（Critical Reviews in Toxicology）上的一项荟萃研究，美国每年会发起 1000-2000 起疾病集群调查，而其中只有极少部分最后被证明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

在这项荟萃研究统计的超过 400 起集群调查中，仅有 3 起被认为可能和致癌物暴露有关，而只有 1 起找到了确凿无误的致病源。

前面提到过的间皮瘤（长在内脏表面薄膜上的肿瘤）集群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致癌物质和附近的造船厂有关。然而这项调查并没有推进人类对间皮瘤的病原学认识，因为研究者们早就知道附近的造船厂和这种恶性肿瘤有关。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研究者们就意识到集群调查几乎总是徒劳无功的。

1989 年，美国召开了全国公共卫生事件集群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ustering of Health Events），会上讨论了疾病集群的研究进展和相关法律问题。会议主持人最后的总结陈词指出，整体而言集群对疾病研究的作用微乎其微，而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

1、集群样本往往太小；

2、集群牵涉的疾病通常缺乏一致性；

3、集群的采样实际上是一种后验估计，因此具有缺陷；

4、集群涉及的致病物质常常很模糊；

5、集群引发的公共舆论让无偏采样和调查变得困难，甚至无法进行。

Colonia 高中的“脑癌集群”调查也未能免于同样的命运。

Lupiano 曾向媒体披露，该校离一所铀矿工厂只有不到 20 公里的距离，而在曼哈顿计划期间，该厂对铀矿进行加工、包装和运输。此外，该校的科学实验室曾在 1997 年发现了一块具有放射性的岩石。

为了排查放射性物质，该市市议会花了 22.1 万美元，在涉事高中附近部署了 83 台氡气检测设备（氡气是一种致癌物），并对当地天然放射性矿床进行了调查。

当局在对该校的运动场进行放射性调查 图片来源：当地媒体报道

新泽西州的环保局也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地水厂使用的地下水没有问题，也没有违反放射性污染物的相关规定。

2022 年 5 月 26 日，该市市长 McCormac 和新泽西州的环保及公共卫生部门官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们的调查结论是，没有证据指出该地存在潜在的放射源，他们也不会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而且，新泽西州公共卫生部门的计算显示，该校自 1967 年建校以来，有 127 余名学生和教职员工罹患脑肿瘤一事在统计学上并无异常。

对此调查结论和统计学解释，当地不少居民并不满意。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一个人在一生中遭遇致癌物以及患癌的概率远超想象。

美国癌症协会指出，在人的一生中患癌的几率约为二分之一，而死于癌症的几率约为五分之一。

在美国癌症协会公布的近 120 种致癌物中，一些和我们如影随形，比如紫外线、汽车尾气、空气污染；另一些则和生活方式或文化经济水平密切相关，比如烟酒和加工肉类。

俄亥俄州立大学综合癌症中心副主任 Peter Shields 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环境里污染物无处不在。而要证明这些低水平的污染物和癌症有关是很困难的，因为其他暴露在相同浓度污染物的学校里并没有学生罹患脑癌。”

而肿瘤的发展时间相对漫长，在多年后追根溯源相当困难。波士顿大学的流行病学家 Richard Clapp 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潮起潮落后你再去找沙滩里的脚印。”

这就是为何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在其网站上指出：“由于癌症是相对常见的疾病，即使在没有相互关联的情况下，癌症病例看起来会聚集成群，”而通过调查确认“特定环境中的致癌物导致集群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不过，每年数千起的疑似疾病集群事件确实促进了美国司法改革。

比如，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儿童和社区疾病集群加强保护法案（Strengthening Protections for Children and Communities from Disease Clusters Act），而一些州政府也有各自的疾病集群法律，如马里兰州 574 号参议院法案（Maryland Senate Bill 574）。

而在 2016 年，一起疑似癌症集群事件中的儿童脑癌幸存者 Trevor Schaefer 通过个人努力，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以他命名的 Trevor’s 法（Trevor’s Law）。

该法要求美国政府对可能的癌症集群进行监测和调查，如要求对联邦疾病集群调查指导方针（federal cluster investigation guidelines）进行定期更新。在之后的指南更新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削弱了统计显著性作为判断依据的重要性，并纳入了其他评判标准，如死亡率、医疗记录、社区癌症模式，甚至社区自发建立的癌症患病者记录。

现在在美国，怀疑遭遇疾病集群的人可以向当地或州政府报告。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还创立了美国癌症图谱（Cancer Atlas），用户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在线搜索和创建癌症相关的人口统计学以及风险因素地图。

虽然目前的绝大多数疾病集群调查任务艰巨且常常“无疾而终”，甚至在专家眼中毫无学术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疾病集群的集体意识没有社会价值。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